由陳傳興執(zhí)導的文學紀錄片《掬水月在手》自2020年10月16日上映以來，排片率最高時也不足1%，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日均票房徘徊在五位數(shù)左右，也就是說，這些城市日均觀看這部電影的總人數(shù)僅千余人。截至11月6日，累計票房突破600萬，比起同期熱映首兩日票房就破億的《我和我的家鄉(xiāng)》《金剛川》，這樣的票房成績顯得微不足道。但對一部極其小眾的紀錄電影而言，這又無疑是一個值得矚目的可喜成績。根據(jù)貓眼電影的購票評分榜數(shù)據(jù)顯示，《掬》片以9.4的評分始終占據(jù)評分榜的前列，也正由于這樣的口碑，《掬》片有了盡可能多的排片周期。

　　這是作為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語言學博士的導演陳傳興，在繼執(zhí)導詩人鄭愁予紀錄電影《如霧起時》、詩人周夢蝶紀錄電影《化城再來人》后，“詩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電影記敘了詩詞大家葉嘉瑩先生的生平，既看到了這位女君子磅礴的生命歷程，也看到了她澄明的心靈建樹。電影從籌備、拍攝到上映歷時三年有余，輾轉亞洲、北美洲，足跡遍及海內(nèi)外十余座城市。比起漫長的攝制期和巨大的素材量，影片的最終呈現(xiàn)又極其節(jié)制和簡樸，多處選擇了無聲勝有聲的留白，不得不說這是電影向詩的一次回歸和靠攏，也是沒有矯揉造作的一次紀錄。盡管有很多評論聲音將焦點聚集在片中葉先生所闡述的“弱德之美”上，賦予影作以中心思想，但從更寬廣的視境中去忖度電影本身，對觀影者而言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淬純——這其中自然包含了作為“弱者”的人類，需要承受、堅持、完成自我的過程，但又不止于此。

　　不是所有人都可生平壯闊，于苦難中成就生命的光輝；也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中都可將身外事“輕而化之”，守護心燈。葉先生的做到，在于她把生命的外延銜接到不朽的古詩詞上，所以在片尾，我們看到八十余歲回到原鄉(xiāng)尋找葉赫水的葉先生竟然并無耄耋老態(tài)，只有一個普通尋根人對飄零人生要找到物理棲息地的深情寄望。只是一眼望去，再也尋不到族群的蹤跡。葉先生回想起上一次踏足，吟誦起《詩經(jīng)·王風》篇中的“彼黍離離”，最痛是那一句：“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這是對生命的追問，也是從詩意到現(xiàn)實人生的比興。

　　客觀地說，這是一部“難于看懂”的電影。所謂難不是因為晦澀，而是因為“電影詩”的風格，對觀影者的文學積淀有很高的門檻要求。片中多次出現(xiàn)了呢喃般的影音，葉先生如游吟詩人般對格律的吟誦，唐詩，宋畫……敘事整體看似在時間線上從人物幼時講起，但又總是以詩詞間隔——這當中有古詩，也有新詩，有已亡人的舊篇，也有葉先生的自創(chuàng)。這種材料組織方式讓影片的空間感十足，但也增加了理解領會的難度。前一段還是平易近人的生活瑣碎事，后一段卻是意味深長的言此及彼。沒有解說詞的紀錄片，很像沒有腳注的文章，如自心不能沉浸和共情，且對文中所引有通曉了解，看一遍很難完全明了。這是對觀者的挑戰(zhàn)，也是其作為文學紀錄電影的魅力之所在。

　　大門、脈房、內(nèi)院、庭院、西廂房……這是葉先生記憶中幼時住過的家園——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落構成，她的自敘就是從記憶中的房門所打開的。而這也一一對應了她從童年到老年的人生歷程。那個“夢中常憶，青蓋亭亭”的精神家園早已不復，留在身后的是一世磊落功與名。可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眼前這位華發(fā)學者，而是當年那個出生在夏荷花期的“小荷子”，她令人無盡遐想和揣摩。出生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親歷家園淪陷、餓殍遍野，18歲痛失愛母，無愛的婚姻，苛重的家養(yǎng)，無依的海外飄零，中年喪女之殤……除去滿腹才學和矚目成就，這些大概構成了葉先生人生的主要事件，足以證明“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不是妄言。但如果只是驚呼葉先生面對諸種遭遇的剛健不息，恐怕又有些余味不足。

　　在云淡風輕回望坎坷身世的葉先生身上，最可貴和最耀眼的精神，是她求學時的恩師顧隨先生所書就的那句：“耐他風雪耐他寒，縱寒已是春寒了”。它有如雪萊在《西風頌》中擲地有聲的宣言：“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這是作為知識分子笑對不可控、不可逆悲劇時共有的人文精神。

　　這不是一部標榜與贊美為傳揚中國古詩詞文化做出杰出貢獻的葉先生的傳記片，而是一首電影詩——以葉嘉瑩的人生軌跡為藍本，用聲畫為媒，所作的電影詩。和無數(shù)的璀璨詩篇一樣，它永遠無法一時間盡悟，但是每每捧卷，都是一次新的生命淬煉。這也是一位中國女性，普通又不普通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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