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1921年10月，仰韶村遺址的考古發(fā)掘標志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 　　圖②：1928年—1937年，殷墟共進行了15次大規(guī)模的考古發(fā)掘。 　　圖③：1959年夏，二里頭遺址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圖④：1974年3月，秦始皇兵馬俑震驚中外。 　　圖⑤：2007年底，良渚古城被發(fā)現。 　　圖⑥：2020年10月，三星堆遺址考古重啟。

　　在仰韶文化發(fā)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發(fā)來賀信，向全國考古工作者致以熱烈的祝賀和誠摯的問候，充分肯定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的重要成就和貢獻，對廣大考古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對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指明了前進方向，提出了根本遵循。

　　我們堅信下一個百年，中國考古人懷抱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將會取得更加輝煌的成績！              

　　——編  者

　　

　　在仰韶文化發(fā)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發(fā)來賀信指出：“100年來，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發(fā)現，展現了中華文明起源、發(fā)展脈絡、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為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2020年9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經過幾代考古人接續(xù)奮斗，我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廣大考古工作者風餐露宿、青燈黃卷，展現了深厚的愛國情懷、堅定的學術志向、頑強的工作作風”。

　　1921年，因為仰韶文化被命名，河南澠池仰韶村成為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地。100年后，仰韶文化發(fā)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召開，仰韶村變身可以進行考古和文物展示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迎來了參加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紀念的考古人。

　　“從一開始，中國考古人面對的就是中國的歷史，發(fā)掘的就是中國歷史遺留下來的遺跡和遺物，重建的也是我們中國自己的上古史，這是我們最大的特色。”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

　　展開百萬年時空框架

　　悠久的金石學傳統(tǒng)為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誕生作了知識鋪墊，中國人自己的田野考古開始后，百萬年的時空框架開始慢慢搭建。

　　我們是誰？從哪里來？一直以來，人類起源之謎始終是考古探索的前沿。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付巧妹主導開發(fā)的古核DNA捕獲方法，讓此前大量無法進行古DNA研究的樣本材料重回研究視野。通過和國內多個考古機構合作，付巧妹團隊成功捕獲測序中國北方山東、內蒙古及南方福建等地11個遺址25個9500—4200年前的個體基因組，破譯了目前東亞南部乃至東南亞最古老的人類遺傳學數據。此次大會上，她分享的古基因組研究說明，中國南北方古人群早在9500年前已經分化，并在至少8300年前出現融合與交流，而南島語系人群起源于中國南方的福建及其毗鄰地區(qū)。這一研究，為中華民族的形成演化及中華文明的探根溯源提供了重要線索和佐證。

　　北京周口店遺址是上世紀最重要的發(fā)現。根據陜西藍田上陳、河北陽原馬圈溝、重慶巫山龍骨坡、云南元謀等遺址的考古發(fā)現，我們知道中華大地在200萬年前就已有人類活動。河北陽原泥河灣、陜西藍田公王嶺等發(fā)現揭示，100萬年前古人類已分布在中國大部分地區(qū)。廣西崇左智人洞、湖南道縣福巖洞、河南許昌靈井等遺址，發(fā)現有大約距今10萬年的人類化石，已經初具“現代人”形態(tài)。距今5萬年進入舊石器時代晚期以后，山頂洞人、柳江人等發(fā)明了弓箭、骨針、磨盤等新型工具，有了裝飾品、雕塑、刻畫符號，為中華文明起源奠定了深厚根基。

　　農業(yè)起源與文明起源息息相關。湖南道縣玉蟾巖、浙江浦江上山和義烏橋頭遺址的考古工作向世界證明了中國的水稻農業(yè)1萬多年前發(fā)源于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距今8000年前后“南稻北粟”兩大農業(yè)體系初步形成，距今4000多年后從西方傳入了小麥，中原出現了“五谷豐登”景象，再加上“六畜興旺”，為中華文明形成準備了條件。

　　1981年牛河梁遺址的發(fā)現，開啟了中國文明起源的新階段，考古學家蘇秉琦的“滿天星斗說”影響深遠。可以說，距今5300年至4300年前后的文明圖景，是通過考古人的努力徐徐展開的。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西遼河流域、以良渚文化為代表的長江流域在距今5300年前后相繼啟動了文明化進程，和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黃河流域及其他地區(qū)密切互動，形成被稱為“中國相互作用圈”的文化共同體。

　　正如一位知名的外國考古學家所說：“感謝中國考古學家為我們了解過去作出貢獻，來自中國各個地區(qū)的考古新成果讓世界看到早期中國的多元性，中國這片土地獨特的風貌和文化遺產被全世界的專家和公眾熟悉并欣賞，中國古代的偉大成就也得以被全世界了解。震驚世界的良渚、陶寺和石峁遺址，讓我們可以研究和肯定中國早期文明的特質，同時對于我們理解整個世界都意義重大。”

　　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史，全部要依賴考古學家的辛勤勞動。有了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也因有了考古的參與而變得豐富立體、多姿多彩。“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百年的中國考古是這句話最好的注腳。

　　幾代考古人風雨兼程

　　195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成立時，研究人員只有8名，加上技術員和技工也才14人，這實際上就是整個國家全部的考古力量。北京大學作為當時全國唯一一所考古人才培養(yǎng)機構，至1955年底剛剛畢業(yè)了3屆學生，總人數僅26人。4期考古訓練班培養(yǎng)了大批地方文物干部，但遠遠不能應對國家基本建設中的考古勘探工作。今天的考古隊伍已經有了長足的發(fā)展。

　　改革開放后，黨和國家對考古工作更加重視，先后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成就。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說，作為考古人中的老兵，對于百年考古的成就深感驕傲。百年來，雖然也有戰(zhàn)火中的被迫中斷，也曾遇到惡劣的條件，但考古人從沒有氣餒，從摸陶片、拆花紋到探源頭、修國史，始終堅持不懈，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考古學家夏鼐多次強調，考古工作者的成績如何，主要不是看他發(fā)掘出什么東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發(fā)掘出這些東西。他在文章《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獻身精神》中表示，反對把考古當作“挖寶”，反對任何個人利用考古工作“賺錢”“買賣和收藏古物”，希望所有考古工作者“不怕吃苦”“一心一意為了提高本學科的水平，而不計較個人的經濟利益”。

　　5000多年前，勤勞智慧的良渚人創(chuàng)造了光輝燦爛的良渚文化。5000多年后，一代代考古人打開了厚厚的文明史，讓我們重溫祖先創(chuàng)造的奇跡。80多年前，20多歲的施昕更在杭州西湖博物館工作。他在自己的家鄉(xiāng)良渚采集到了一些古老的黑陶片和石器，進行了幾次田野考古發(fā)掘，很快將其公之于世，成為世人了解良渚的開端。與施昕更幾乎同齡的考古學家還有夏鼐和蘇秉琦。夏鼐提出中國新石器文化體系論，于1959年命名了“良渚文化”，而在蘇秉琦提出的考古學文化區(qū)系類型學說中，良渚文化是十分重要的架構。在這之后，上世紀30年代出生的嚴文明、牟永抗、俞偉超、張忠培，都為解讀良渚作出重要貢獻。而1943年出生的王明達，是反山遺址發(fā)掘的領隊。以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劉斌、王寧遠為代表的一批批60后、70后登上良渚考古的大舞臺，考古發(fā)現了良渚古城和水利大壩，確認了國家形態(tài)的文明。“后浪推前浪，很多80后、90后已經見證了良渚古城的申遺成功，成為良渚的守望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說，全國的考古隊伍正在實現結構性變化，實現年輕化、專業(yè)化。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冉宏林關于三星堆的講座，在大會期間很受歡迎。自2020年10月9日啟動的三星堆遺址祭祀區(qū)考古持續(xù)引發(fā)公眾關注熱情，新發(fā)現的6個“祭祀坑”及坑內珍貴的金器、青銅器、玉石器和象牙等文物，讓三星堆遺址“再醒驚天下”。更為重要的是，課題預設、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單位合作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技術，開啟了中國考古學的新階段。將實驗室建在考古工地現場，集成發(fā)掘平臺、多功能發(fā)掘操作系統(tǒng)等大量科技裝備初試身手、30多家多學科跨學科合作團隊支撐，展現了考古工作精細化、科技化、專業(yè)化的發(fā)展趨勢。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方輝表示，如今中國考古學在考古理論、方法與技術等方面日益成熟，在考古實踐中應用得更加得心應手，整體水平已經與發(fā)達國家并駕齊驅。作為當代世界考古發(fā)掘活動最活躍的國家，合格考古人才的培養(yǎng)是能力建設最重要的一環(huán)，作為高校的老師，有責任將考古人百年中形成的好傳統(tǒng)傳遞給后來者。

　　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百年中國考古堅定了我們的文化自信。一生擇一事，一事終一生。回顧輝煌的100年，展望更加燦爛的未來，考古人信心滿滿。

　　《 人民日報 》（ 2021年10月23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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