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經(jīng)”的《詩經(jīng)》——從《毛詩傳箋》談漢代《詩經(jīng)》詮釋
學生常問:儒家何以興盛?我回答:“有經(jīng)學教材,是儒家得以發(fā)展的重要因素。”所謂經(jīng)學,即儒家學派在經(jīng)典的詮釋中,注入了自己的學說、思想,為己所用的學問。
我以《毛詩傳箋》中的《鄭風·風雨》為例來說明之:“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今人多視此詩為戀人相會之詩,而《小序》云:“《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鄭箋》:“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jié)度……雞不為‘如晦’而止不鳴。”這里運用了《詩經(jīng)》學常見的比附方法,講到此詩對人有一種特別的感發(fā)作用,喻君子雖生于亂世而吶喊不已。毛詩的講解,自有其積極意義在焉,并在文學史、文化史上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后世文人學者援引《風雨》一詩多用《毛傳》《鄭箋》之意,例如,《南史·袁粲傳》載,“愍孫峻于儀范,廢帝倮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袁粲,初名愍孫,后改名。)南朝梁簡文帝《幽縶題壁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梁書·簡文帝本紀》)呂光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凋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凋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雨。”(《晉書·呂光傳》)
與這一詮釋脈絡遙相呼應,毛詩所釋讀《風雨》中的“亂世君子”形象,在近現(xiàn)代民族危機深重的年代,亦成為其時知識分子的某種精神力量與文化支撐,“風雨雞鳴”寄寓著他們的民族情緒、家國之思。如李叔同“沉沉風雨雞鳴夜,可有男兒奮袂來”(《東京十大名士追薦會即席賦詩》之二),柳亞子“盲風晦雨凄凄夜,起讀先生正氣歌”(《題張蒼水集》)。著名畫家徐悲鴻的《風雨雞鳴圖》,畫中的那只雄雞,站在峭立的石頭上仰天長鳴,畫左上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丁丑始春,悲鴻懷人之作,桂林。”題詩取自毛詩《風雨》篇,1937年(丁丑),日本加緊對中國的侵略,畫家借“風雨雞鳴”的詩意,來抒發(fā)自己的“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的思想感情。陳子展認為《鄭風·風雨》一詩的積極意義在于鼓勵人之為善不息,不改常度,造次不移, 臨難不奪。(《詩經(jīng)直解》)由此可見,毛詩學對古今文人在為人處世、精神氣象上的重要影響。
《毛詩傳箋》對某些詩篇加以比附,這也是漢代的《詩經(jīng)》教學內(nèi)容及動機所決定的。朱自清認為:“‘詩三百’原多即事言情之作,當時義本易明。到了他們手里,有意深求,一律用賦詩言志引詩的方法去說解,以斷章之義為全篇之義,結(jié)果自然便遠出常人想象之外了。”(《詩言志辨》)例如《邶風·簡兮》,毛、鄭就用儒家學說對此作了必要的引申:“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zhí)轡如組。左手執(zhí)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小序》云:“《簡兮》,刺不用賢也。衛(wèi)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毛傳》:“武力比于虎,可以御亂;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于近,成于遠也。”毛詩以為賢者雖然仕于伶官,但都可以承擔王事,并認為能御亂、能治眾,有動于近、成于遠之德才。《鄭箋》:“碩人有御亂御眾之德,可任為王臣。”《鄭箋》也認為,碩人既有御亂和御眾之德能,完全可舉薦為王臣。這本是一首贊美表演“萬舞”的舞師的詩,而《毛詩傳箋》把儒家的舉賢授能之學,移置到這篇詩歌中了。
與《詩經(jīng)》學的比附一樣,賦法亦是經(jīng)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毛詩傳箋》所記史事,其上起自周族始祖后稷事跡(《大雅·生民》),其下至于陳靈公之事(《陳風·株林》《陳風·澤陂》),總體時間跨度相當長。《毛詩傳箋》中有很多內(nèi)容是可信的,有其歷史真實性,作者畢竟離《詩經(jīng)》產(chǎn)生的時代較近,一些史實或傳說尚有流傳。《毛詩傳箋》所記部分史事,可與《左傳》《史記》等記載相互印證。如《毛詩傳箋》釋讀《鄭風》之《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遵大路》四篇,即反映了《左傳》“鄭伯克段于鄢”之事。又如《秦風·黃鳥》,《小序》云“《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鄭箋》云,“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史記·秦本紀》載:“繆(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
再如《衛(wèi)風·河廣》:“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小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wèi),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小序》雖然語焉不詳,但提到了詩的作者為宋襄公母,思念不止而作此詩。陳奐說:“當時衛(wèi)有狄人之難,宋襄公母歸在衛(wèi),見其宗國顛覆,君滅國破,憂思不已;故篇內(nèi)皆敘其望宋渡河救衛(wèi),辭甚急也。未幾,而宋桓公逆諸河,立戴公以處曹,則此詩之作,自在逆河以前。《河廣》作而宋立戴公矣,《載馳》賦而齊立文公矣。《載馳》許詩,《河廣》宋詩,而系列于《鄘》《衛(wèi)》之風,以二夫人于其宗國皆有存亡繼絕之思,故錄之。”(《詩毛氏傳疏》)陳奐認為《河廣》是宋桓夫人希望宋桓公渡河救衛(wèi)的詩,故言辭甚為急切。《左傳》閔公二年記有許穆夫人賦《載馳》一事,曾予以彰顯其愛國精神,依《毛詩傳箋》的詮釋,此詩也可視為《載馳》的姊妹篇,宋桓夫人也無疑是愛國女詩人。若不是毛詩記錄,我們怎么也想不到這一點。朱熹《詩序辨說》云:“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于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可為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概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毛詩傳箋》所言史事,不少記載有證可考,而不可確定者尚有甚多,這一事實是客觀存在的。
毛詩雖然屬于經(jīng)學,但是也注重感情的抒發(fā),具有文學性。《詩大序》說的“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國史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故變風,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等,都將或美或刺的感情抒發(fā)置于詩篇的重要地位。就我們所熟悉的篇子而言,毛詩《小序》及《鄭箋》的解釋如下:“《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wèi)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新臺》,刺衛(wèi)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wèi)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wèi)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溱洧》,《鄭箋》說:“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芍藥,結(jié)恩情也。”就《雅》詩而言,諸如:“《節(jié)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辟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后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這些作品在讀者看來,無不是“情動于衷”的,也正是讀者的閱讀,賦予了作品以無窮的意義,從而讓一部作品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不止;讀者的“期待視野”不僅源于已有的文學閱讀,包括已有的文學主題與文學形式的記憶,這種期待視野還隱含著全部歷史文化的記憶。
不能不指出的是,毛詩的作者出于教學動機等需要,而將《周南·關(guān)雎》說成是什么“后妃之德也……是以《關(guān)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顯然不顧詩篇的本義,比附得太過,讓人心生反感。而且,此詩還排在《詩經(jīng)》的首位,學生最先接觸到的就是這首詩,給人的印象特別不好。一般說來,毛詩在開頭《國風》部分講比附的較多,而后面的《雅》《頌》部分則明顯較少,只是在內(nèi)容上《鄭箋》仍有不少比附,如《小雅·十月之交》之“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鄭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這也是有些堅持讀完的人能夠比較認同毛傳的原因。
《詩經(jīng)》是“詩”,是原始先民的古老歌謠集;而作為“經(jīng)”,《詩經(jīng)》更有著建構(gòu)、傳承中國乃至東亞文化圈的主流文化精神與意識形態(tài)的意義。錢穆說:“故向來經(jīng)學家言《詩》,往往忽略其文學性,而以文學家眼光治《詩》者,又多忽略其政治性。遂使《詩》學分道揚鑣,各得其半,亦各失其半。”(《讀〈詩經(jīng)〉》)鄭振鐸把《詩經(jīng)》注疏比作“重重疊疊的瓦礫”,而《毛詩序》“是一堆最沉重、最難以掃除,而又必須最先掃除的瓦礫”。(《讀毛詩序》)不可否認,《毛序》《鄭箋》以經(jīng)學論《詩》,過于強調(diào)詩篇的政治性,的確壓抑了詩歌的文學特性;但在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下,這樣的解讀方法有其正當性和合理性。《毛序》《鄭箋》自覺擔負起了傳播儒家倫理、和諧人際關(guān)系、重建社會秩序的歷史責任,將先秦儒家所崇尚、所宣傳的禮樂教化貫穿于詩解之中,伴隨著《詩》的傳播而行使“化下”“刺上”的雙重職能。《毛詩傳箋》偏重美刺、多有附會的解詩方式,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偏離了詩歌本身的審美屬性、表現(xiàn)內(nèi)涵,如今看來也未免迂腐牽強;但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毛詩傳箋》對《詩經(jīng)》文本的這種“誤讀”“曲解”恰有其必然成因與重大意義,并在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對中國文化特質(zhì)、中國人的精神品格產(chǎn)生深遠影響。
總之,從經(jīng)學立場來說,《毛詩傳箋》等著作通過對經(jīng)典文本的詮釋解說,呈現(xiàn)出歷史意識、理性色彩、哲學涵攝力,形成了獨特的詮釋傳統(tǒng)。中國古代文學史是立體的,是由作家作品的歷史與詮釋史、接受史等諸多因素積淀而成的,兩千多年中,《詩經(jīng)》作為“經(jīng)”的意義與價值,實際上遠遠超出其純粹作為“詩”的意義與價值。
(作者:邊家珍 徐瑛子,分別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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