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常問：儒家何以興盛？我回答：“有經(jīng)學教材，是儒家得以發(fā)展的重要因素。”所謂經(jīng)學，即儒家學派在經(jīng)典的詮釋中，注入了自己的學說、思想，為己所用的學問。

　　我以《毛詩傳箋》中的《鄭風·風雨》為例來說明之：“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今人多視此詩為戀人相會之詩，而《小序》云：“《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鄭箋》：“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jié)度……雞不為‘如晦’而止不鳴。”這里運用了《詩經(jīng)》學常見的比附方法，講到此詩對人有一種特別的感發(fā)作用，喻君子雖生于亂世而吶喊不已。毛詩的講解，自有其積極意義在焉，并在文學史、文化史上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后世文人學者援引《風雨》一詩多用《毛傳》《鄭箋》之意，例如，《南史·袁粲傳》載，“愍孫峻于儀范，廢帝倮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袁粲，初名愍孫，后改名。)南朝梁簡文帝《幽縶題壁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梁書·簡文帝本紀》)呂光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凋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凋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雨。”(《晉書·呂光傳》)

　　與這一詮釋脈絡遙相呼應，毛詩所釋讀《風雨》中的“亂世君子”形象，在近現(xiàn)代民族危機深重的年代，亦成為其時知識分子的某種精神力量與文化支撐，“風雨雞鳴”寄寓著他們的民族情緒、家國之思。如李叔同“沉沉風雨雞鳴夜，可有男兒奮袂來”(《東京十大名士追薦會即席賦詩》之二)，柳亞子“盲風晦雨凄凄夜，起讀先生正氣歌”(《題張蒼水集》)。著名畫家徐悲鴻的《風雨雞鳴圖》，畫中的那只雄雞，站在峭立的石頭上仰天長鳴，畫左上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丁丑始春，悲鴻懷人之作，桂林。”題詩取自毛詩《風雨》篇，1937年(丁丑)，日本加緊對中國的侵略，畫家借“風雨雞鳴”的詩意，來抒發(fā)自己的“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的思想感情。陳子展認為《鄭風·風雨》一詩的積極意義在于鼓勵人之為善不息，不改常度，造次不移， 臨難不奪。(《詩經(jīng)直解》)由此可見，毛詩學對古今文人在為人處世、精神氣象上的重要影響。

　　《毛詩傳箋》對某些詩篇加以比附，這也是漢代的《詩經(jīng)》教學內(nèi)容及動機所決定的。朱自清認為：“‘詩三百’原多即事言情之作，當時義本易明。到了他們手里，有意深求，一律用賦詩言志引詩的方法去說解，以斷章之義為全篇之義，結(jié)果自然便遠出常人想象之外了。”(《詩言志辨》)例如《邶風·簡兮》，毛、鄭就用儒家學說對此作了必要的引申：“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zhí)轡如組。左手執(zhí)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小序》云：“《簡兮》，刺不用賢也。衛(wèi)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毛傳》：“武力比于虎，可以御亂；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于近，成于遠也。”毛詩以為賢者雖然仕于伶官，但都可以承擔王事，并認為能御亂、能治眾，有動于近、成于遠之德才。《鄭箋》：“碩人有御亂御眾之德，可任為王臣。”《鄭箋》也認為，碩人既有御亂和御眾之德能，完全可舉薦為王臣。這本是一首贊美表演“萬舞”的舞師的詩，而《毛詩傳箋》把儒家的舉賢授能之學，移置到這篇詩歌中了。

　　與《詩經(jīng)》學的比附一樣，賦法亦是經(jīng)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毛詩傳箋》所記史事，其上起自周族始祖后稷事跡(《大雅·生民》)，其下至于陳靈公之事(《陳風·株林》《陳風·澤陂》)，總體時間跨度相當長。《毛詩傳箋》中有很多內(nèi)容是可信的，有其歷史真實性，作者畢竟離《詩經(jīng)》產(chǎn)生的時代較近，一些史實或傳說尚有流傳。《毛詩傳箋》所記部分史事，可與《左傳》《史記》等記載相互印證。如《毛詩傳箋》釋讀《鄭風》之《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遵大路》四篇，即反映了《左傳》“鄭伯克段于鄢”之事。又如《秦風·黃鳥》，《小序》云“《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鄭箋》云，“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史記·秦本紀》載：“繆(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

　　再如《衛(wèi)風·河廣》：“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小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wèi)，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小序》雖然語焉不詳，但提到了詩的作者為宋襄公母，思念不止而作此詩。陳奐說：“當時衛(wèi)有狄人之難，宋襄公母歸在衛(wèi)，見其宗國顛覆，君滅國破，憂思不已；故篇內(nèi)皆敘其望宋渡河救衛(wèi)，辭甚急也。未幾，而宋桓公逆諸河，立戴公以處曹，則此詩之作，自在逆河以前。《河廣》作而宋立戴公矣，《載馳》賦而齊立文公矣。《載馳》許詩，《河廣》宋詩，而系列于《鄘》《衛(wèi)》之風，以二夫人于其宗國皆有存亡繼絕之思，故錄之。”(《詩毛氏傳疏》)陳奐認為《河廣》是宋桓夫人希望宋桓公渡河救衛(wèi)的詩，故言辭甚為急切。《左傳》閔公二年記有許穆夫人賦《載馳》一事，曾予以彰顯其愛國精神，依《毛詩傳箋》的詮釋，此詩也可視為《載馳》的姊妹篇，宋桓夫人也無疑是愛國女詩人。若不是毛詩記錄，我們怎么也想不到這一點。朱熹《詩序辨說》云：“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于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可為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概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毛詩傳箋》所言史事，不少記載有證可考，而不可確定者尚有甚多，這一事實是客觀存在的。

　　毛詩雖然屬于經(jīng)學，但是也注重感情的抒發(fā)，具有文學性。《詩大序》說的“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國史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故變風，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等，都將或美或刺的感情抒發(fā)置于詩篇的重要地位。就我們所熟悉的篇子而言，毛詩《小序》及《鄭箋》的解釋如下：“《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wèi)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新臺》，刺衛(wèi)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wèi)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wèi)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溱洧》，《鄭箋》說：“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芍藥，結(jié)恩情也。”就《雅》詩而言，諸如：“《節(jié)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辟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后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這些作品在讀者看來，無不是“情動于衷”的，也正是讀者的閱讀，賦予了作品以無窮的意義，從而讓一部作品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不止；讀者的“期待視野”不僅源于已有的文學閱讀，包括已有的文學主題與文學形式的記憶，這種期待視野還隱含著全部歷史文化的記憶。

　　不能不指出的是，毛詩的作者出于教學動機等需要，而將《周南·關(guān)雎》說成是什么“后妃之德也……是以《關(guān)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顯然不顧詩篇的本義，比附得太過，讓人心生反感。而且，此詩還排在《詩經(jīng)》的首位，學生最先接觸到的就是這首詩，給人的印象特別不好。一般說來，毛詩在開頭《國風》部分講比附的較多，而后面的《雅》《頌》部分則明顯較少，只是在內(nèi)容上《鄭箋》仍有不少比附，如《小雅·十月之交》之“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鄭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這也是有些堅持讀完的人能夠比較認同毛傳的原因。

　　《詩經(jīng)》是“詩”，是原始先民的古老歌謠集；而作為“經(jīng)”，《詩經(jīng)》更有著建構(gòu)、傳承中國乃至東亞文化圈的主流文化精神與意識形態(tài)的意義。錢穆說：“故向來經(jīng)學家言《詩》，往往忽略其文學性，而以文學家眼光治《詩》者，又多忽略其政治性。遂使《詩》學分道揚鑣，各得其半，亦各失其半。”(《讀〈詩經(jīng)〉》)鄭振鐸把《詩經(jīng)》注疏比作“重重疊疊的瓦礫”，而《毛詩序》“是一堆最沉重、最難以掃除，而又必須最先掃除的瓦礫”。(《讀毛詩序》)不可否認，《毛序》《鄭箋》以經(jīng)學論《詩》，過于強調(diào)詩篇的政治性，的確壓抑了詩歌的文學特性；但在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下，這樣的解讀方法有其正當性和合理性。《毛序》《鄭箋》自覺擔負起了傳播儒家倫理、和諧人際關(guān)系、重建社會秩序的歷史責任，將先秦儒家所崇尚、所宣傳的禮樂教化貫穿于詩解之中，伴隨著《詩》的傳播而行使“化下”“刺上”的雙重職能。《毛詩傳箋》偏重美刺、多有附會的解詩方式，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偏離了詩歌本身的審美屬性、表現(xiàn)內(nèi)涵，如今看來也未免迂腐牽強；但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毛詩傳箋》對《詩經(jīng)》文本的這種“誤讀”“曲解”恰有其必然成因與重大意義，并在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對中國文化特質(zhì)、中國人的精神品格產(chǎn)生深遠影響。

　　總之，從經(jīng)學立場來說，《毛詩傳箋》等著作通過對經(jīng)典文本的詮釋解說，呈現(xiàn)出歷史意識、理性色彩、哲學涵攝力，形成了獨特的詮釋傳統(tǒng)。中國古代文學史是立體的，是由作家作品的歷史與詮釋史、接受史等諸多因素積淀而成的，兩千多年中，《詩經(jīng)》作為“經(jīng)”的意義與價值，實際上遠遠超出其純粹作為“詩”的意義與價值。

　　(作者：邊家珍 徐瑛子，分別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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